这种运营模式，使整个出租车业既失去了通过提高运营效率内部化解成本压力的市场能力，又因运价管制而难以通过运价转移油价上涨成本，同时出租车牌照费和份子钱并不直接与出租车的服务收益多寡挂钩，致使整个出租车行业出现了权利义务不对等的系统性扭曲，从而使出租车行业在油价上涨等压力下难以避免地出现市场失灵。
与此同时，当前提高出租车运价意味着增加居民出行成本并增加通胀风险，从而使政府相关部门面临运价上调的调控之惑：若运价的上调无法覆盖油价上涨成本，出租车司机将因收入受损而采取退出出租服务应对；而运价上调过高不仅将导致潜在乘客流失，压低出租车司机收益，并同样难以避免出租车司机退出出租服务市场导致用工荒局面，而且还将增加通胀压力。显然，这意味着出租车市场难以避免地出现了规制失灵问题。
我们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整个出租车行业的产业结构和利益结构的扭曲，即出租车牌照的高拍卖价格使出租车市场的收益流出现了一级挤占一级的垄断租金现象，在运价管制下，出租车公司高价拍得经营牌照后必然通过向司机征收高额份子钱以把成本和风险向出租车司机转移，以锁定出租车公司收益。所不同的是，公司制的出租车运营模式，出租车公司通过绩效工资形式向出租车司机转移成本和市场运营风险，而诸如北京的出租市场承包模式则直接通过提高份子钱向出租车司机转移成本和运营风险，至于温州的出租车牌照市场化竞拍运营模式，则是以高出租车牌照费用的形式直接向出租车运营者转移市场风险。如自5月1日起上海将采取下降出租车承包税费以应对油价高企压力，然而当前上海出租车公司面临的用工荒问题显示这一手段成效有限。
出租车服务是排他性市场服务，不具有典型的外部性，把出租车服务作为准公共产品并不可取。因此，逐渐推进出租车业的市场化改革是务本之举。我们认为，国内出租车市场可以参照英国伦敦和新西兰的出租车运营管理模式进行改革，如逐渐放松对出租车牌照的数量管制，并消除出租车牌照管理部门拍卖出租车牌照的行政垄断收益。严格而言，出租车牌照费用本质上是行政收费，而非出租车运营收益的市场贴现，以工本费成本征收出租车牌照费客观上避免了政府与市场争夺出租车运营收益。
同时，采取出租车从业人员的市场资质准入制度，出租车车型安全标准准入制度等，而非出租车公司的市场准入制度，逐渐消除出租车市场的寡头垄断局面。即逐渐实现任何个人和公司，只要符合出租车从业人员的市场经营资质，都可以购买符合出租车安全标准的车辆，进行出租车服务。当前前提是从事出租车服务的人员必须缴纳一定保证金和加入出租车从业人员协会，以便规范化管理和监督。
显然，当前政府应走出行政万能的误区，把市场的交给市场，该政府管制的做到不缺位和错位，才能真正有效消除出租车日益突出的市场和管制的双重失灵。
最近，深圳和上海等地通过提运价和降承包税费等手段为出租车司机减轻油价上涨压力。然而，这不仅未能舒缓油价上涨对出租车司机收入的侵蚀，反而使该行业局部陷入用工荒以及出租车牌照价下跌等状况之中。
应该说，目前一些地方出租车业的涨价困惑突出地表现为市场失灵和规制失灵的叠加。具体而言，由于当前国内出租车业实行出租车牌照数量、运价和市场准入等多重管控，使出租车业带有明显的垄断运营特征。即出租车牌照的拍卖制度，使出租车牌照发放部门独享出租车经营牌照拍卖所带来的行政垄断收益；出租车数量管控和市场准入管制，则使作为寡头垄断的出租车公司得以获取垄断运营收益(出租车司机所说的份子钱)。
